在古代中国，对于身处社会中下层的广大寒门庶族而言，能够切实获得一个公平、公正的发展机会，能够以自由竞争的方式公开参与一个社会的“上层再生产”，其意义显然是非同小可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平民理想，从贞观时代起，就有了一种制度化的保障，在以后一千多年的中国社会中，更是表现为随处可见的现实。
随着唐代科举制的确立、完善和全面实行，寒门庶族迅速崛起，越来越多的平民子弟通过努力跻身于社会上层，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甚至官拜尚书、宰相。
由此可见，自贞观时代起，终唐之世，唐朝社会已经从根本上打破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门阀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政权向着广大的寒门庶族开放，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各个阶层的优秀人才，从而充分体现了“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
科举制作为一种具有显著优越性的选官制度，一经奠定便被历朝历代所继承，从而对隋唐以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深远影响。一直到公元1905年被废除为止，它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长达一千二百多年。一种制度的生命力能够如此长久，足见它在诞生和确立之初，一定有着极大的合理性与超前性，才能被历朝历代的百姓、士人和统治阶层所信受奉行。
然而，时代毕竟是不断发展的，无论再好的制度，也会在历史的变迁中生发出种种流弊。尤其到了近代，当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日益僵化的科举制，再也无法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需求，终于在举国上下的”口诛笔伐“中”寿终正寝“，退出了历史舞台。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短短几十年后，当改革开放的中国人，通过借鉴西方的文官制度，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建立了公务员考试制度之后，他们却不无惊讶地发现——这套“先进”的西方制度居然是渊源于中国。
原来西方文官制度的鼻祖，恰恰就是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历史真是充满了吊诡！
1983年，美国人事总署署长艾伦·坎贝尔应邀来北京讲学，他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当我被邀来中国讲授文官制度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在我们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到文官制度的时候，都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
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科举考试制度是中国在精神文明领域对西方和世界的最大贡献之一，是堪与物质文明领域中的四大发明相媲美的贡献。为此，西方人把科举制视为“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四大自然科学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
对此，今天的中国人感到既惊讶又困惑：为什么早在20世纪初就被国人，视为传统糟粕并“弃之如敝屣“的科举制，居然成了西方文官制度的鼻祖，并且备受推崇呢？
而更加让人感到讽刺的是——时隔八十年后，它居然又被我们自己如获至宝地“学习和引进”了回来！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科举制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西方人对它如此青睐、推崇备至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中国科举制度对西方产生的影响可以追溯到16世纪后半叶。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科举制的是葡萄牙的两位传教士：克鲁兹和胡安。前者著有《中国游记》一书，对中国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的做法极力称颂，后者则在《伟大的中国》一书中详细介绍了科举考试的方法和内容。他认为，中国是世界各国中治理得最好的一个，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具有“竞争性”的科举制度，通过竞争开放一切官职，从而利用了所有中国人的聪明才智。
这两本书在欧洲出版后，迅速流传开来，引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