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乱的时间顺序，往往是掩藏事实的最佳屏障。生死的时刻，诏令的先后，甚至日月星辰的运行轨迹，都可能成为惑人耳目的迷雾，而真正的事发时间、地点和背后的隐情，却往往被深埋在这错位的时空之中。
幸运的是，在中国这个有悠长冶史传统的国度里，关于时间的记载无处不在，它们便成为后人得以解开谜题的契机。这些记载可能出现在官修的史书和民间的笔记里，也可能出现在庙堂的重器和店铺的商品中，还可能出现在墙角的城砖和荒郊的墓碑上。
“书中不仅有黄金屋，颜如玉，看来还有罗生门呵！”刘病已自嘲似的笑了笑。
在他看来，在古人留下的文字中，随处可见关于时间的误导。铜器上的年代铭文可能是决定制造的年份，而非实际铸成的年份;公文里的日期可能是若干年后的追记，并不能视作确凿的现场证据;竹简上的文字可能是掩藏千年的真相，也可能只是古人闲时的信手涂鸦。更不用说商人们有意制造的古物赝品与自撰铭文，更会时时干扰视线，让原本已经纷乱的头绪更加“错综复杂”。
刘病已知道：还有那些本应精确无误的年号，也可能并非从一开始就存在，而是出于事后的追改。譬如在大汉朝，人们“耳熟能详”的孝武皇帝建元、元光、元朔等年号，就是多年后的重新追记与创造。又因地域辽远，从长安出发的诏令可能在一两个月后才到达边关，所以边陲小镇出土的文书里，往往会看到滞后的时间记载。
而那些本应值得信赖的史书们，或许也会在漫长的岁月中悄然改换原本的模样。在文字流传的过程中，每一个勤奋而自信的读书人都有可能成为证据的毁灭者。
面对世代相传的史书，阅读者、传抄者和刊刻者们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历史知识，自行修订文中的记载。还有那些整理典籍的硕学鸿儒，习惯批注文字的藏书家，以及希望字句更流畅的书商们，都有机会调整前人的文字，却常在不经意间抹去最关键的线索。
所幸在很多时候，传世的文字并非只有一种，此书中被修改的原貌可能保存在另一种典籍中，于是取此书一字，取彼书一句，几相对照，或许也能渐渐勘明事件的原委。
然而事情绝非如此简单。没有先知会预示答案，冥冥中也不会传来神明的天音。证据越多不一定就越接近真相，反而有可能被各种无用的线索误导，走入无法辨识方向的泥沼。
主流的声音未必就是真相，那也可能是因袭千百年前的错，从而使谬误万世流传。面对纷乱繁杂的线索，惟有靠推理者自己去思考，去推测，去判断，从全无路标的茫茫迷雾中寻出真正的方向，一步步接近谜局的核心。
在刘病已看来，历史中隐伏的线索如同沉睡的彩色精灵，深藏在海底的每一颗神秘水晶球中。每当苦虑终解之时，思路触及之处，紧锁的水晶球豁然开启，苏醒的精灵逐次浮上海面，恍若珍珠连缀成串，辉映于天水之间，昭然白日，华彩流光。
这才是独属于治史者的推理体验。历史总在不经意间铺设陷阱，又常有意无意将启示送到后人面前。隐秘的往事如同置于暗箱之中，外人虽难以得知其中的纠葛，但藏得再好的暗箱中藏不住的是天下大势，真正的缘由总会从当事人的施政举措和朝野反应中看出端倪。
所以不必遗憾历史常失却真相，因为那真相可能就藏在颁行天下的每一道诏令中，藏在每一片秦砖汉瓦间，藏在每一个百姓的“离合悲欢”里，成为“流传千古”的痕迹，纵然“上天入地”，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