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关系，很多弱小的农业人口，直接对豪强形成正式依附，换取长期稳定的安全感。
部曲化，使得豪强开始拥有超乎寻常的实力。换句话说，他们不再是国家编户了，而是豪强的私有人口。然而，部曲化也是有限的，更多的过剩人口日益贫困化，这就成为宗教活动的土壤，最终酿成了像“黄巾之乱”这样的大祸。
另一大危机是豪强之强引申出来的。过于强大的士大夫集团，不仅在经济上强大，也拥有众多部曲，但政治一旦僵化，他们强大的实力无处施展，于是一有机会就穷兵黩武、搜山赶海，最终凌虐皇室，撕裂了帝国。
如何处理过剩人口，从东汉初年开始就是严重问题。桓灵之前，皇室一直采取补贴、救济、强行安置等办法；到了后期，由于统治重心在外戚、宦官、豪强之间飘移不定，混乱不堪，原来的政策即不再有人关注，最终引发了规模空前的暴乱。
曹操作为三国时的一个大政治家，他用军屯田方式安置了北方大多数无地农民，既解决了流民问题，又重建了国家军队。他依靠这支青州兵，一匡天下、重建了国家。但他采用的办法虽然切中时弊，但非常难于维持，也无法撼动豪强集团，只能用国家军队和法家手段强行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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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 从五铢钱的多次议论、存废来看，曹魏的国民经济重建计划最终归于失败了。曹魏没有在军屯田的基础上，重建一个公平稳定的国民经济体系。
“九品中正制”，也是限制豪强的一种政策，它明确规定了各级豪强可以吸纳多少人，可以举荐多少人，将豪强势力纳入国家体系。但很显然，这个政策势必引发豪强集团的抵制。
随着最后一个强势人物曹睿的离世，朝廷上大多数人都占到了豪强集团一边。这就是为什么在司马懿悍然发动“高平陵之变”时，“位高权重”者皆中立观望的原因。司马懿篡位实为“水到渠成”之事，首先意味着豪强集团的强势复辟，司马家族把握朝政后，很快就推出了“占田令”，正式承认了豪强对军屯田的侵占，就是明证之一。对大多数豪强大臣来说，以支持司马氏掌权，来换取自身家族的利益，这是有默契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