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捧在手里的书籍，雷霸思索起了如何建立一张行商网，既作为绣衣卫的掩护，又可以开辟财源，天子已经答应他卖书所得的纯利中，绣衣卫可得五成，想到这里，他觉得自己应该选择一些合作伙伴来做这件事。
汉朝实际上一直是“儒皮法骨”，孝武皇帝一朝的尊儒只是表面功夫，而中后期的士族豪强也更多是使用和谶纬合流，几乎神学化的儒学来攻讦政敌，另外当时随着霍氏的轮流乱政，法家学说和道家思想（道生法，黄老即刑名之术。）开始抬头，重新进入士人的视野，在当时要改变学术或是思想并不是件难事。
春耕过后，天子亲自注释的经学书籍，同时在中原各州郡开卖，一时间这种由“前所未见”的洁白纸张装帧的书籍。成了各地士族眼中的瑰宝，纷纷是解囊购买，根本不管售价。
此时士族的形成已经在帝国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文化的家族化，一是家族的文化化。
前者通过家族成员通经人仕，再以为官带来的政治、经济优势营建并扩张家族势力，或通过经学而累世为官成为士族。而后者是素封豪族、外戚豪族与皇门豪族在家族内部培养文化修养而转变为士族。
士族的崛起使得帝国原本的豪族社会正在发展成为一个士族社会，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正是孝武皇帝中兴以后历代天子推行儒术的结果。经学成为统治思想和官方学术，成为选拔、任用各级官吏的理论依据，政治利益的诱惑，使传授、研习儒家经典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
孝武皇帝以后，皇权对包括皇族、外戚等在内的豪族势力的压制和防范，也迫使豪族在家族内部培养经学，希望以文化的传承力量来保持家族更长久的发展。在社会上提倡的淳朴风气也影响到豪族家风的改变。
在刘病已眼中，豪族的士族化实际是迫于生存压力而向皇权妥协，孝武皇帝以后建立的制度无疑建立了有效的独裁制度，即使外戚豪强再强，到最后还是难免败亡所以他才可以借势独揽大权，使皇权再次强硬，来引导目前士族的转变方向。
他对学术的倾向性将影响到士族的修学取向，此时的士族只是将儒学视为仕途的一部分，读书人研读儒家典籍，也更多是为功名利禄。
对于目前帝国的情势，刘病已看得很透，民风是一个社会盛衰的“晴雨表”，所以古代先贤或王者都特别注重‘移风易俗’，孝武皇帝以名教治天下，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激励士民砒砺操行，讲究名节，从而鼓动风气。但是孝武皇帝以后，社会中洋溢着一片‘浮华’之风，经济生活中人们普遍“舍本逐末”、竞相牟利。
总之，当时社会中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在为钱而奔忙，只要能弄到钱，不管是经商、演戏、求神、弄鬼、欺诈、赌博，什么都干。
这种“贵末贱本”、竞相逐利的结果就是舆服、丧葬制度形同虚设，奢侈之风盛行，社会就此颓废。最后被时人称为三患：一曰奢僭，皇权衰弱，二曰弃农经商，弄得仓凛空虚，三曰厚葬，人人仿效，不惜“倾家荡产”，结果是穷厄既迫，起为盗贼。
孝武皇帝之所以提出“独尊儒术”，主要是因为儒生“务忠良，以节优”，对于“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有利。倡导名教治天下，除了希望做到人尽其才、官称其职外，就是‘尊崇节义，敦励名实’来达成政教双赢的目的。
士人有“食禄之士”和“正气之士”两类，二者中能够真正引领一个社会之正气的只有“正气之士”，而遍观中国历史，类似后世文天祥，史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