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病已知道，常平并非他的发明，源于战国时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籴，即政府于丰年购进粮食储存，以免谷贱伤农，歉年卖出所储粮食以稳定粮价。范蠡和《管子》也有类似的思想。
汉武帝时，桑弘羊发展了上述思想，创立平准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钱帛物资，在京师贱收贵卖以平抑物价。
元康年间丰收，谷价有贱到一石五钱的，“农人少利”。大约就在这以后，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建议平准法着重施之于粮食的收贮，在一些地区设立了粮仓，收购价格过低的粮食入官，以“利百姓”。这种粮仓已有常平仓之名。
当时边疆金城（今甘肃永靖西北）、湟水（今青海湟水两岸）一带，谷每石八钱，耿寿昌曾在这带地区收购谷物四十万斛。耿寿昌鉴于过去每年从关东向京师漕谷四百万斛，用漕卒六万人，费用过大，建议从近处的三辅（今陕西中部地区）、弘农（今河南西部和陕西东南部地区）、河东（今山西沁水以西、霍山以南地区）、上党（今山西和顺、榆社以南、沁水流域以东地区）、太原等地籴谷以供京师，可省关东漕卒过半。
耿寿昌提议设立的“常平仓”作为调节粮价，储粮备荒以供应官需民食而设置的粮仓，主要是运用价值规律来调剂粮食供应，充分发挥稳定粮食的市场价值的作用。在市场粮价低的时候，适当提高粮价进行大量收购，不仅使朝廷储藏粮食的大谷仓一太仓和甘泉仓都充满了粮食，而且边郡地方也，仓廪充盈。在市场粮价高的时候，适当降低价格进行出售。
这一措施，既避免了“谷贱伤农”，又防止了“谷贵伤民”，对平抑粮食市场和巩固汉家天下起到了积极作用，还对边疆的粮食储备产生有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颍川郡，看着封入库内的粮食，太守总算是松了口气，自从侄子写信告诉自己天子对今年的秋收极为重视，他就一直不敢怠慢，时常去下辖各县巡视，生怕中间出了差错。其他地方，不少的官吏也和他一样，得到了长安为官的亲朋好友的告诫，要么就是被上司严厉的盯着，总之今年帝国秋收时征收赋税时，很少有地方官吏敢虚报数目，或是从中侵吞。
而不少地方豪强也是足额交了赋税，当然他们隐瞒的人口所折算的赋税依然没有算进去，不过比起过去，帝国收上的赋税，足以让专门负责国家财政的大司农和他下属的官吏们拊掌欢庆了。
随着众多新奇的农具和粮食的持续丰收，民间开始兴起了一些传言，虽然说法各不相同，但是内容却是一样，那就是当今天子乃授命于天，是神人转世。而这些传言正是雷霸派绣衣卫的探子根据各地不同的风俗和所信神祗编造，利用当时百姓迷信谶纬学的氛围为天子造势。
以肖望之为首的一些儒臣们，给刘病已上了奏折，内容是常平仓虽为利民而设，但施行既久，也确有“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能得其平”的弊病。
刘病已接到奏折后，没有马上表态。他思考的是：长安和洛阳的定位问题。
长安这个概念可大可小，但在大小两个尺度上却有着相似的特征。
宏观上的长安可以认为是整个关中盆地。在讨论这座城市作为首都和军政重镇的身份时，人们很难绕开整个关中盆地而单说长安本身。
横穿整个盆地的渭河流域，提供了充足的农业用水。在秦岭和黄土高原两块难以开发的土地之间，夹着这样一个肥沃的盆地实在是自然的恩赐。因此，关中盆地是北方汉人最早开发的农业区之一。
《战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