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打天下的年代，长安与洛阳之间是完美的互补关系。但在王朝完成统一大业之后，长安作为首都的优必要性就有所下降。这主要是因为长安和东部距离太远。
长安和洛阳之间的道路距离在350公里左右，即使按后世的大天朝，强行军每天50公里的标准，也要走一周才能到达。如此漫长的距离和时间，不利于长安对东方事务的控制。刘病已亲自走过这段路，知道出了函谷关，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都不容易走。
比如以关中作为根据地的大汉政权，在统一天下之后，却要不断地通过洛阳对东方的异姓诸侯施加影响。
从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移都关中到十二年四月驾崩，七年间刘邦曾七次亲临洛阳。凡是涉及到翦灭异姓王、分封同姓诸侯、封赏功臣等事宜，多在洛阳进行。
像这样重大内政事情，皇帝却不在首都长安办，已经说明了问题。虽然关中仍是向东控制的基础，但诸多职能已经可以东移。
通过洛阳向东的水路，确实可以辐射西汉关东大部分地区。
另外，正是因为长安过于优秀的封闭性，让它在维持首都运转时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尽管关中地区本身是优质的产粮区，可是在首都庞大的人口面前，这点粮食根本不够吃。
关中盆地向东的出口狭长而窄小，从东方水路运粮食进入盆地还要经过险峻的三门峡。这是一个长期困扰汉唐王朝的问题，如果关中受灾或生产力下降，来自东方的补给就至关重要，这还不算在西域维持统治所需的资源。
这是一条相当漫长的补给线，虽然在刘病已执政的时代，可以用丝绸这种“大额货币”代替物资运输。
在王朝强盛的年代，维持这种运输的费用还可以接受。可是到了王朝败象一露，长安要保证物资供给就没有那么轻松了。每当长安被战火摧毁，想要主持重建这座城市都很困难。
后世的刘秀弃置了长安定都洛阳、赵匡胤抛弃了被唐末乱军摧毁的长安城，也都是因为重建和维持这座城市需要的物资补给太昂贵了。
当然选择这两城中的哪一座作为首都，很多时候还有这个政权根基所在的影响。比如隋唐两代的统治者出身于所谓的“关陇集团”，老家就是关中和陇东，当然会一开始就定都长安。
然而即使如此，到了唐朝彻底稳定局势，国民经济进入大发展的时期，武则天还是设法定都在神都洛阳。终唐一代，洛阳的地位始终崇高。而由于长安难以克服的粮食问题，唐朝成为了事实上的两京制，洛阳以东作为转运枢纽的开封，亦成为下一代王朝的新国都。
长安缺粮的时候，皇帝就带着文武百官去洛阳办公。
从唐朝以后，再也没有大一统的王朝愿意在长安定都，赵匡胤与朱元璋皆放弃了复都长安的计划。仅有的几次尝试，也是在无奈之时做出的选择。
唯一的一个例子是明末的李自成，身为陕西人，李自成倒是很想定都在长安。可惜的是，虽然他有这个打算，可是毕竟明末不是战国时代了，潼关的天险再坚固，也抵挡不往满清的红夷大炮，陕西这个他苦苦经营的根据地，终于没能支持往。
不过到了近代，长安仍有两次重新成为过首都的机会：第一是晚清面对外敌入侵时的两宫西狩；第二是在日寇入侵年代的西京陪都。
“鸦片战争”爆发，八国联军入北京城，慈禧与光绪西逃，又称“两宫西狩”，“两宫西狩”是在外国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