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廷杖是极为残忍且羞辱性的肉刑。成化年以前，凡受廷杖者不用去衣，反而用厚绵底衣，主要目的是示辱而已，然受仗者犹卧床数月，而后得愈。
刘瑾专权时期，受杖者开始被去衣杖刑——此朱翊钧“大白屁股”之谓也。
可能是皇权对臣子羞辱过头之后，大臣反而有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一般，到了明中期以后，受杖大臣立即以敢于廷争面折而声名播于天下，并且名垂“帛竹”——就是史册。实际上，是皇权失去了舆论阵地，话语权被士绅剥夺所致。
由于屁股上挨几板子就可以名垂千古，因此很多靠名声吃饭的，冒险骗取廷杖的也大有人在。到了明中后期，皇帝也鸡贼起来，廷杖之前一般要揣摩一下受杖者的心思，看看他是否有靠廷杖扬名之意，如果有——直接打死拉倒。
廷杖分“用心打”和“着实打”，至于采取何种打法由监刑官按皇帝的密令决定，如果监刑官脚尖张开，那么就是“用心打”，最多会导致残废；如果监刑官脚尖闭合，那么就是“着实打”，则受刑的大臣必死无疑。
由于朱翊钧在朝会上定了调子，这次是略施薄惩，每人十杖让他们“求仁得仁”——因此这次既不用心，也不着实，就是轻轻打了十下。
廷杖的工具本来由栗木制成，击人的一端削成槌状，包有铁皮，铁皮上还有倒勾，一棒击下去，行刑人再顺势一扯，尖利的倒勾就会把受刑人身上连皮带肉撕下一大块来。
朱翊钧尽管要做政治表态，但他不是变态。因此下旨，将廷杖尖端的铁皮去掉，受杖者不仅不去衣，每人还发一块羊毛毡子——示天下以仁。
但如此以来，被杖者就没有了撕心裂肺表演铁骨铮铮的动力，施杖的锦衣卫也没有展示他们妙到毫巅廷杖功力的欲望，整个过程啪啪十下，所有人都觉得索然无味——有几个心里蠢蠢欲动想要主动脱裤子的，看了看身边难兄难弟如释重负的表情，也没好意思开口。
但随后的皇帝下发的谕旨处分就重了，凡在殿中逼宫的臣子连同刘台、傅应祯两个，除了陆树声归籍闲住，退休待遇保留以外，剩下的全体一撸到底，成了白身——为了示天下以变法之意甚坚，还追夺了他们出身文字，也就是说这些人连秀才的免税待遇也没有了。
吏部尚书张瀚的失落感最大，他这几年尽管当了吏部尚书，但基本上是张居正的牵线木偶，积压了满腹的怨毒。这次好容易雄起一把，却把全部身家折个精光——从被罢官之后，他就开始自言自语，应该是半疯了。
王希烈和万士和两位老兄，都是理学名臣，高官厚禄不放在眼里那种，因此还挺得住。但朱翊钧的手段还没有完，因为王希烈伴驾较多，两人有点感情，皇帝给王希烈赐了临别礼物，上书“危行言孙”的一幅大字——皇室精品装裱，署名为御笔，还盖了“圣余慎逊”的私章。
王希烈看到了皇帝这幅字，彻底灰心了。这四个字出自论语，全文是“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皇帝给他这四个字的意思是，你既然觉得皇帝变法错了，为“邦无道”之举，那你也要做到“危行言孙”，就是谨慎正直做事的同时，要把嘴闭上。
他理解皇帝赐这字有两方面意思，一是咱哥俩尽管政见不同，但有些私人感情，地方官要长点眼，不能欺负王希烈，这是好意；第二个意思是借着这四个字，警告所有被罢官的官员，回家后要把嘴闭上——在野非议朝政，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