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在描述蒙古因与大明交战经年，导致一盘散沙，攻杀无已时，诏旨中说道：“草原大乱，异姓“赛特”拥兵称雄，废立频繁。自脱古思帖木儿后，部帅纷拏，五传至坤帖木儿，咸被弑。如此乱世，甲胃不离身，弓刀不释手，东迁西徙，老者不得终其年，少者不得安其居也。如遇灾异，死者枕籍。”[注1]
诏旨对于明朝廷自身的失败和存在的问题，也并不讳言:“其势张后，索中国财物，岁有所增而朝廷所遣使，阿媚也先，索无不许，既而所得仅十之四、五，以是衔怨。”
“汉蒙之民互市之时，汉民帛时剪裂幅不足；靴帽之属不堪一着，即破碎矣。争骂斥辱、弓刀相胁，日积月累，致生兵祸——土木之变，痛哉至深！”
诏旨尽管翻译成了蒙语，但一边读，一边又有通译给翻译成汉文。金帐中的大员如张四维、申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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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等此前看过诏旨原文，此时神色不动。之前没有见过诏旨内容的汉官，听到诏旨中谈到土木堡之变，且有很多自我批评的词句，相顾变色。
而听着皇帝诏旨的蒙古诸酋，个个脸色涨红，呼吸粗重，显然个个心内都不平静。他们也万万想不到皇帝诏旨中对蒙汉之间的冲突看待的如此客观。
实际上诏旨并不客观，也先在土木堡之变前后，有恢复蒙元之意，所以这一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却不是诏旨所说的矛盾日积月累导致冲突。但说实在的，在座的蒙酋有一个算一个，没有一个历史精通。诏旨避重就轻的定调，他们也听不出来。
随后，诏旨中回顾了“俺答封贡”之后的汉蒙关系：“幸我皇考，息兵安民。息境土之蹂躏，免生灵之荼毒”并分析了双方互市的必然性：
“尔等散处沙漠草原，人不耕织，地无他产，锅釜针线之日用，须藉汉人铸造；绸缎绢布之色衣，惟恃互市。若朝廷绝贡闭市，唯有抢掠而已。”
“计所以得之者，唯抢掠与贡市二端。达延汗后，每入寇时，大辈十万，中辈万余，少者数千。然则所获几何？人马却多有杀伤。朝廷兵强马壮时，如前年图们汗与昆都力哈等，种类绝矣。”
众虏听到“种类绝矣”几个字，又齐齐颤抖了一下：察哈尔部势力何其大也，乃元顺帝之后最强大黄金家族达延汗长子一系所掌，号称中央万户。苏尼特、乌珠穆沁、浩齐特、克什克腾、敖汉、奈曼等部都以图们汗为尊。虽然各部不能为图们汗拼命，但壮壮声势完全够用——控弦之士相加超过五万。
然而，此前的战争对大明来说，却乏善可陈。曼谷歹战法在万历十四型火枪面前就是个笑话。卷上蒙古包迁徙也没用，汉人用四轮马车带着士兵给养，运动速度比部落迁徙快不说，还能利用马车形成车阵。
时代变了！与明军对战后逃得性命的蒙古兵们都说，他们最大的感受是明军士气极其高涨，求战欲望极其强烈，与百余年来汉人孱弱之状完全相异。
四十二年前的嘉靖二十一年，俺答汗率五万骑长驱而入，大掠山西，“破卫十，破州县三十八，杀掠二十余万人。”嘉靖二十九年，赫赫有名的“庚戊之变”，俺答汗围困京师，沿途明军“不敢发一矢”，“所残掠人畜二百余万”。
当时的蒙古人用歌词的形式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