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身在他出发时，玉树一带的西番部落，就对于汉军进驻青海的消息一概不知。
而尕马和尚自幼沿袭次子出家的习惯，早在万历年间就前往乌斯藏，受封为囊谦国的国师，此后一直居于根蚌寺，对中原事情不甚了解。
若无意外，他应该在家寺里做一辈子主持，可父亲与兄长先后死于同白利土王的斗争中，让他不得不从寺庙抽身。
若换了其他敌人，哪怕不报父兄之仇，尕马也能躲进卫藏，保一辈子太平。
但白利王不单是强大的敌人，自万历四十七年，信仰苯教的白利王顿月多吉继位以来，一步步掌握权势，向周围四处攻伐。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土王，成为北起阿坝黄河、东至四川打尖路、西抵藏地昌都、南与云南接壤的康区之王。
康区与藏地信仰不同，吐蕃时期在赞普的支持下，藏地全面改信佛教，不愿改信的苯教信徒，则被流放至阿里、朵康等边缘地带。
在那之后，佛教一步步完成本地化，逐渐兴盛乃至在藏地分为多个流派，自相倾轧，苯教仍然以顽强的生命力根植于这片土地。
数百年来，佛教在理论上降妖除魔，把苯教神明以‘收服’名义，继续被西番土民信仰着，二者之间越来越像。
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作为适配部落社会的原始萨满教，苯教没有寺院，巫或萨满依附于部落酋长，除了祭祀之外，不会占有更多土地或财富。
而适配吐蕃帝国奴隶社会的和尚们，则恰好相反。
一个向往强大的世俗统治者，即使满心抱着与宗教合作的意图，也必然与掌握权势的僧侣团体产生矛盾。
尕马，就是掌握权势的僧侣之一。
海北的练兵马营之外，从囊谦地方过来的尕马布了小营，编撒风马旗、悬挂五彩经幡。
随从僧人正在石头上刻经文，尕马坐在帐中摇动转经筒，可心思却静不下来。
汉帅刘承宗的军队，比他想象中还要兵强马壮。
尕马对戴道子的印象非常好。
在青海湖南的山路上，他的牧僧把两头驮货的牦牛弄丢了。
戴道子的塘兵发现牦牛，既没私吞财物、也没宰杀牦牛，反而在路遇尕马之后，把牦牛还了回去。
这种事对大部分西番百姓或部分蒙古人来说，倒也正常，依照这边的风俗，人们不但不敢侵吞僧人财货，反而会在僧人路过时拿出自己的财货布施，以换取福报。
即使在白利王的地盘上，也是如此。
但对于中原来的塘骑，没有这种习惯。
他们把牛还回去，只是他们觉得应该还。
当拉尊与古如的战斗结束，塘骑们此次出征，赚得盆满钵满，以多了个歪梁子的代价，人均赶着六头牲畜回海北。
这些牲畜有力保障了他们的道德底线。
对尕马来说，戴道子是个好人。
他此行的目的是穿过祁连山，去往卫拉特，在蒙古人那里寻找可能的帮助。
为达成这一目的，他携带了两样精挑细选、投其所好的礼物，财货与教法。
因为途中会经过汉人的地盘，所以战马与财货献给汉人皇帝，而最终解决他的问题，还是要靠把教法送给蒙古人。
人们求助神明的基石，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与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
汉地一方面缺少这种基石，另一方面作为多种古文明交融的中心，人们见多识广，自有一套不断改革的世俗观念。
这种世俗观念就像康区百姓笃信的苯教一样，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