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之时，时常有蝗灾发生，导致天下饱受其害，粮食收成锐减，严重破坏当地生产。
去岁袁熙在袁绍面前，准确预测了冀州蝗灾，并在田丰协助下最大限度降低了蝗灾的损害，从而为冀州保留了元气，成为了之后冀州对公孙瓒发兵的底气和资本。
虽然冀州蝗灾被被扑灭，但完全根除是不可能的，能减少一半损失，就等于是极大成功了。
而残留下来的蝗虫，今年又再度蠢蠢欲动，虽然冀州提前做了些措施，但前一年残留下的蝗虫卵孵化后，仍旧飞向四方危害，却是防不胜防。
这其中自然包括幽州方向，袁熙现在已经进入幽州境内，但沿途却发现了不少蝗虫，这让他颇为心忧。
幽州这两年兴修水利，粮食丰收，与此带来的副作用是，蝗虫肆虐的地带开始北移。
蝗虫多发之地，以黄河下游最多，尤其以冀州，兖州，豫州，青州几省为最，而到了华中以南便渐渐减少，东南沿海基本没有。
从公元前700年到公元1900年，这2600年间，史书有记载的蝗灾508次，其中黄河流域436次，长江流域69次，华南西南3次。
蝗虫产卵之地，多是低洼积水和水草生长的地方，除非割草排水，极难防治。
不同于千年后的幽州，此世的幽州地区水系极为丰富，大部分地形都是沼泽湿地，虽然排干水后会是上佳的良田，但这个过程，即使人为加速，可能也要过上十几数十年。
这在这之前，开拓荒地，只能凭依湿地沼泽旁边种田，无形之中，便形成了滋生蝗灾的温床。
这和幽州开拓荒地，大力发展水利，种植粮食是伴随相生的，没有粮食，便没有蝗灾。
但人总不能活活饿死，想要粮食增产，就必须要面对蝗灾频发的困境，同时又不能因噎废食，只能想法削减蝗灾危害。
方法倒是有不少，包括及时发现蝗虫孳生地，驱赶出生蝻子填埋，冬月查找产卵之地翻土，以及捕捉成虫等等。
这些措施已经相当为人熟知，即使没有袁熙后世的知识，此世农书里面也记载的颇为详细。
阻碍治蝗的，往往是人为的因素，比如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学说，更是治蝗的极大阻碍。
其认为天是万神之君，天子是受天命而有天下，由此产生了“变复论”，认为一切上天灾祸都是天意，只有通过祭祀祈祷，才可转变灾异，恢复正常，谓之变复。
在这种学说倡导下，公认治蝗的最终的手段，便是祭祀。
白居易的捕蝗一诗中，就体现了这种思想，“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饥人重劳费。一虫虽死百虫来，岂将人力定天灾。”
其便是认为人为捕蝗不能胜过天灾，根治的源头，还要依靠皇帝吞蝗祭祀，让上天的愤怒平息。
在这种思想倡导下，汉末蝗灾时采取的手段，便是皇帝下表自责，然后坐等蝗灾消失。
这在后世看来，当然不会有任何作用，所以蝗灾日复一年，越发厉害。
而如今袁熙面临的治蝗境况，却竟然有了好转，这不仅在于兵灾导致生产荒废，也有赖于皇权的削弱。
汉室失德，黄巾起义后，天子不能威慑天下，汉室四百年来建立的威望近乎土崩瓦解，与此相对的，对于治理蝗虫，天下诸侯再也不依靠天子下表自责，而是自己开始想办法动手治理。
这件事情两面性，就像先前蝗灾与种粮开荒的对比一样，很是讽刺，不过好处是，如今袁熙能够最大限度地摒弃天人感应学说的负面影响，发动幽州百姓治理蝗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