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大换血的烈度，相较于以前倒是弱了不少。
主要是因为大明已经开始对外取利，内部倾轧程度也就开始减弱。
通过抄家来增加国帑的这种粗暴方式，也就没有大规模出现。
也是为了不影响士民担心取财后终究只会为朝廷所夺，而因此只醉心揽权，追求短时间的暴力敛财，和短时间内的奢靡享受，不做长远理财之计。
潘晟、徐学谟、杨巍这些都是以带散官爵位的方式归乡养老。
朱翊钧还特赐“尽忠为贤”金匾于三人，且特诏建牌坊旌表其功，算是以皇帝身份承认其功，称赞其德，使其家族荣誉得到保护。
而朱翊钧这样做，也是想让他们家族因为这份荣誉，不做短见之事，如纵容子弟挥霍，不睦乡邻，不积极搞社会事业，不替朝廷维持地方稳定。
剩下没有辞官的执政公卿，也因此松了一口气。
他们知道皇帝没有要刻薄寡恩的意思，也就一面感念皇恩未做归隐之想，也一面更加严格约束子弟，以求能在高位上多待一些时日，进而实现未完成之志。
当然。
申时行等执政公卿之所以没有强力反对密告制度，也不仅仅是因为皇帝没有要刻薄寡恩，而是他们和皇帝相处的近，也知道皇帝设密告制度的真正用意，是控制国内官僚士大夫对庶民的克削程度，同时为将来大规模开发外利以惠天下士民做准备。
而如今。
矿利方面已经开始要有惠及士民的迹象，他们作为执政官僚，自然已占据了分给天下士民的蛋糕中的主要部分，也就还能隐忍，愿意去约束子弟，为的就是等着外利兑现，好苦尽甘来。
虽然，密告制度让天下官绅人人自危，且不得不更加严格约束子弟，以保全家族名誉和自己仕途，但对于百姓而言，却是人人更加安宁，开始积极劳作挣钱。
汉人老百姓的自我修复能力素来很强。
只要官差胥吏和士绅豪强不要滋扰他们，他们在被掳掠后，是能够迅速恢复活力的，哪怕没了田地产业，也能开垦出新的良田，开办出新的作坊，让一个萧条的地方农业与手工业又发达起来。
李如松就在万历十三年暮春时，于班师回京途中，看见蓟州一带市镇，比他去年北上时更热闹了许多。
商贩如云，店铺鳞次，而耕作的百姓也多了许多，很难见到懒夫惰民，甚至许多百姓已开始在贫瘠陡峭的山地上耕作。
他便主动问一叫解百两的百姓：“老人家这是种的什么？”
这解百两说：“种的番薯！”
李如松不由得问道：“番薯推广已有多年，老人家为何现在才开始种。”
“以前种了是给乡绅官爷们种，现在种是给自己种，那能一样吗？”
解十两回道。
“为何这么说，难道说番薯现在才好种了吗？”
李如松问道。
解十两道：“一看您这位贵人就是不知道底下实情的，按照以前的情况，你培土裂石，好不容易开垦出一块新地，刚种上番薯，人家官差就来说，这地是哪位老爷相公的地，说早就在鱼鳞册上登了的，如果要种就得交租，不然就要解拿官衙关进班房等候处置！这样一来，谁敢开垦新地种番薯？”
“所以不是番薯不好，是人心太坏！”
“难道现在人心就好了？”
李如松问道。
解十两道：“反正是比以前好了不少！没乡绅官差敢来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