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学生们一出场就导致了一堆想保护她们的士兵的战死，这就奠定了整部电影的基调：她们那惊恐的小小身体，值得他人用生命捍卫。一个幸存的士兵把她们遗落的一只皮鞋郑重归还，如同完成了一项军功，在接下来为解救这些女孩免遭而惨死的命运中，他完满地献祭了自己的男性英雄气概。这些女孩很快找到了下一个男性保护者，用“父亲”这个强加的称呼，她们成功地让一个偶然闯入的白人浪子承担起了这样一份责任。
妓女们亮相时被刻意夸张的欢快佻达是不祥的信号，因为这种不合时宜的生命力正适合被一部通俗电影毁灭以提供悲剧感的消费。她们的美属于被当代想象的上世纪30年代：大红的唇色，精细修剪的眉形，画得挑起的眼角，蓬松又规整的卷发，斑斓的丝绸旗袍……她们是活的月份牌美女，由导演借用当代关于“民国”的怀旧传说而制造，仅凭那被镜头时刻仔细勘察的女人味儿就够撑起整部电影的观赏价值。她们让一片惨淡的屠杀背景成了性魅力的游戏舞台，白人男主角迷醉了，小男孩不知所措，女学生们偷窥着，暗自艳羡着，又自尊地排斥着——在妓女的衬托下更显出本色。
不过当电影院静下来后，鼻中闻着赵秀婷身上的淡淡幽香，使得李伟杰再也没有心思看电影了，他的一颗心已经被旁边的美少女给勾了过去。
李伟杰看这部电影想到了很多东西，作为任何一个哪怕还有一点点民族意识和自尊心、耻辱感的中国人，是不会也不该遗忘、漠然、麻木于70多年前的那段民族发展史上最屈辱沦丧、最凄惨黑暗历史的——在电影《金陵十三钗》一开场还原历史一样的镜像中，在当时中国首都的一片废墟间，看到满脸疯狂与得意的日本兵像撵小鸡一样满街虐杀中国人，嘴里还喊着“支那猪”的时候，你的血会蹦蹦地往头上涌，你的拳头会不自觉握紧。
片中最有能动性的是白人男主角贝尔，和妓女们的领袖玉墨。两人间以英语过招的性游戏，强化着他作为“洋人”的优越性，而当这两人转入深情倾诉，所唤起的，是对保护女学生之必要性的共识：他有一个小女儿在女学生们的年龄上死去了，而她呢，则是在女学生们的年龄上被，因此失去了前途沦为妓女的。这情节暗示他应该做好这些小女孩的“父亲”来弥补人生的缺憾，而她呢，在美丽高傲的外表下，原来理应这样自惭形秽——失贞是女人价值的拗点，不可不察。
日本人的威逼又一次说明，身是所有人都认可的硬通货。玉墨在妓女中发起了代替女学生去接受的运动，理由是这些女学生受不了、被后会活不下去，而“我们什么男人都见过”——同是女人，为什么妓女就可以不在乎被？惟一的原因是她们已经没有贞了，所以，就不算什么伤害。这种千百年来曾解脱过多少罪的蹩脚说辞，因通过女人的嘴说出而被再次正当化。而且，这些因为性污名而被践踏到底，连的茅厕都不能进的女人，看到了一个在主流道德框架中重塑尊严的机会，那就是，身为“”做件“有情有义”的事给人看看。为了这个机会，她们甘愿去死，当道德洗白被视为比生命更重要的时候，在导演的眼里，这群本来不知亡国恨的女人升华了。
漆黑的焦土，艳丽的旗袍；滴血的刺刀，缠绵的琵琶；冰冷的教堂，温暖的人性；疯狂的杀戮，凄美的救赎；妖娆的身姿，慨然的赴死……
电影演到这里，赵秀婷作为一个高三的女孩子，多愁善感，自然容易被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