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起以前的那些大臣来，还是刘晋用的顺手，而且做事也更有规划性和前瞻性。
如果是刘健当内阁首辅，那么他基本上根本就不会想着去搞什么基建之类的，顶了天也就是修下河堤防止黄河泛滥什么的。
没办法说在站在整个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和层面，充分利用大明现在的有利形势来好好的规划整个国家的发展。
他们的思想观念还是留在以前的那种天子垂拱而治、无为而治、仁义道德、以孝治国的理念和犯愁上，只是空谈, 至于说具体的该如何去治理好一个国家来，他们是很难拿出一个好的办法和方法来。
就像以前，明知道国库空虚，他们也是始终拿不出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之中，除了多征税之外就是节流了, 而征税在他们的印象之中往往就是民不聊生, 至于节流, 那也是天子节流，和他们这些当臣子的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
故而有问题，他们也是无法解决，或者是根本就无法站在更高的层次，更长远的角度去想办法解决问题。
他们所能够做的就是祖制、祖制，又或者是就如同八股文一般，在四书五经之中寻找治国之道。
刘晋就不一样了，总是能够想出好的办法来解决眼下的问题，又能够从长远发展的角度以及整個大明利益的层面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刘晋从来都不会劝弘治皇帝要勤俭节约什么的，甚至于刘晋还觉得弘治皇帝应该要注意休息，所以早朝要推迟，每周只上五天班，节假日要多放假什么的。
不仅仅天子，整个大明上下都应该是如此，人人都要注意休息，劳逸结合, 所以才有了大明的休沐法典。
同时刘晋也是知道天子的事情多，所以内阁在奏疏的审理上，将那些拍马屁、问好之类的奏疏统统打回去, 将这一类官员贬到偏远地区去当官，天天问好、拍马屁什么的，你不累，天子都累了。
还有那些卖弄自己才华的，本来百来字就可以完成的事情，非要写个几千字，又长又臭，懒婆娘的裹脚布一般，纯粹就是浪费内阁大臣和天子的事情。
像明朝有一个刑部主事官员茹太素给朱元璋上了一个奏疏，朱元璋让人去读这个奏疏，整整读了三个小时还不到一半，关键是还没有到正题上面，该说你文采好呢，还是说你文采号呢。
这一类官员，那也是必须要贬斥的，该贬就贬，该骂就骂，浪费内阁大臣和天子的时间, 这不是浪费整个大明的宝贵财富嘛。
所以刘晋进入内阁之后，朝廷上下的奏疏数量就以可怕的速度锐减, 以前的时候，弘治皇帝一天要批上千的奏疏，多的时候甚至于有几千。
这些奏疏基本上都垃圾，官员们拍马屁、问安的，互相检举打小报告的、弹劾官员的、让弘治皇帝勤俭节约的、提醒弘治皇帝纳嫔妃的、还有写诗词给皇帝欣赏想借此获得提拔升迁的、还有一些即便是没事做也要来皇帝面前打卡的，比如有些官员实在是没什么可奏的就写自己管辖内有妇人拾金不昧、有百岁老人什么之类的。
这一点明朝可能相对还好一些，因为明朝的文人们有时候讲究一个风骨二字，有些拍马屁的奏疏实在是不能多写，不然会被其他官员笑话的。
但是在螨清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各种各样的拍马屁的奏疏多如牛毛，以至于雍正皇帝每天最多的时候要看7000多道奏疏，批阅的字数超过起点最牛的读者了。
在我们看来，奏疏这样重要的东西，那肯定都是设计到国家大事的，谈论的也应该军国政务之类的大事。
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