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从司马光的文章就能看出来，他的文章是非常朴实无华，连半个华丽的词藻就找不出。
当然，王安石的文章虽然华丽，但关键他能在保持赏心悦目的同时，还能够做到字字珠玑，针针见血，胜司马光可不止一筹。
这个就只能用天赋来形容。
但是二人的区别也非常明显，王安石上来就是要大刀阔斧，不破不立，逆天改命。
而司马光则是谨小慎微，所谓“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
就是非必要时刻，就不要去改变法律，小修小补即可。
二人的性格都非常执拗，目的也相差不差，他们都认同宋朝存在诸多弊政，但手段却是截然不同。
更为有趣的是，二人是深知对方的优点和缺点。
故此他们都认为如果交给对方去改革，一定会失败的。
此时他们也都认为，当下教育是必须改革，而且教育也是延续自己的政治理念的唯一途径。
可他们二人之间总会出现区别的。
王安石是先要政治改革，教育改革只是他政治改革其中的一环，他的战略，是先扩张自己在朝堂的势力，等到时机成熟，再推行教育改革。
司马光在接下司法改革的重担后，第一步想得就是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当时他就主动邀请张斐。
他的打算先培育出一批专业人才，然后再徐徐渐渐进行全国范围的改革。
只不过在王安石的鞭策下，他也不得不加快自己布局，否则的话，将无人可限制新法。
但他仍然非常谨慎，他只是将苏轼、范存仁这两个道德、才干都信得过的人，安排到一些关键州县上面，而不是王安石的新法全国执行，他也立刻在全国进行司法改革。
而张斐在其中更多是起着催化剂的作用，他的奖学金制度，让王安石、司马光都打算顺水推舟，开始自己的教育改革。
司马光先奏请皇帝，在国子监开设律学馆，将讼学、律令融为一体。
宋朝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律令的学习，别说律令，就连讼学目前可都没有任何限制，百姓皆可学，还有各种有关律令的书本出售。
这也是在战乱时，摸索出来的一些经验。
宋朝统治者认为，若是读书人都通晓律令，一旦发生战乱，官府失效，中央又鞭长莫及，这些人就能够站出来，继续维持地方安定，使得律法能够延续。
但是律学只是国子监一门必学的课程，但如果专门为此设馆，就是要走向专业化。
这显然是非常合理的。
律学单单作为一门课程，能够学到的只是很基础的知识，但其实律学是博大精深的，也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问，单就实用性而言，甚至要高于儒学。
宋神宗是非常爽快地批准了。
王安石吃醋了，不行，我也要。
司马光司法改革，他可以设一个学馆专门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那我财政改革，我也要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他要求在国子监设立算学馆。
这顿时引来不少的鄙视。
当初谈论这个问题是，你口口声声说的是医学，结果这一转头，就变成算学。
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他们都知道王安石的算学，不是简单的算数，而是要学习理财之道，而他的理财之道，本来在朝中就不太受欢迎。
不少大臣立刻表示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