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明里好听，是去做行长，是重用，暗里是那些人要把我调离这关键部门，免得碍他们的事。
我的这种工作态度，既来源于我本人一贯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也与前几年四大国有银行清理不良资产有关。
我刚从城区支行调到分行任信贷部副经理时，正赶上四大国有银行开始剥离不良资产，也得以让我了解了很多触目惊心的内幕。
前些年四大国有银行乱七八糟放的贷款，有多少进了个人腰包？收不回来了，正在那儿着急怎么善后呢，呵呵，正好赶上这趟车了，赶紧争着上报为不良资产，剥离出去了，国家财政买单，这贷款就基本上不用还了。
几次剥离不良资产，不知多少人躲在后面窃窃私笑呢。
记得九三年初陪支行行长去海南时，碰到另一个县支行副行长，那个行贷给一个公司五千万到海南炒地皮（后来又增加了两千万），这副行长随那家公司到海南实地监管。当时这副行长开着一辆丰田车，一手握方向盘，一手拿手机不断地打电话（当时的手机可不象现在这般，连大街上讨钱的都用着），车旁还坐了个美貌的女秘书，那派头，令我们行长回来好久都羡慕不已，非得让我联系别的公司贷款去炒。
当时我看了很多报纸上的报道，翻了很多资料，发现局势有点不对劲了，我们去炒已经太晚了，现在的地产热太猛了，国家不会放任不管的，只怕马上就会踩急刹，我们这时候去只会送死。
在我的极力反对下，我们支行一分钱都没往南方投。
不到半年，在朱总理的铁面之下，各家银行乖乖地停止向南方输送资金，炒地皮热浪很快退潮了。事后一清点，整个江都市中行系统明里暗里向海南、广西北海、广东惠州投了十几个亿去炒地皮，除了我们那支行，其他的都多多少少投了一些，除了开始投入的部分分了些利润入了各行的小金库，最后还有近十个亿永远洒在了南方那些不知啥时侯才会长出钱来的土地上了。
尽管我们支行没有一分钱损失，支行行长事后也比其他行的行长过得安稳，可支行的员工并不满意。别的支行尽管有贷款死在南方了，可分回来的钱都入了小金库，人家的员工年终分钱有的就比我们多一到两倍，更别提人家支行领导和参与此事的经办人员另得的好处了。
到了一九九九年清理不良资产，这些坑进那些土地里（当然还有部分入了个人腰包）的贷款全都做为不良资产清理出去，由国家财政买单了。而参与炒地皮的支行呢？没一个人因此受到处分，反因此落了不少实惠。两相比较，我们那支行反而是大亏一场。
四大国有银行两次剥离不良资产，总共剥离出去两万多个亿，这中间除开原来政策性因素以及地方政府为解国企之危而行政干预的那部分，其他的呢？就那样白白流失了，谁为此负责了？
当然，不良资产问题一直是中国银行业的最大问题，并已经成为中国银行业改革和发展的沉重包袱和障碍，剥离不良资产也是形势使然。
我参与剥离工作时，尽管内心很不以为然，而且很多贷款根本不符合剥离要求，但大势所趋，我也只能随波逐流了。
可大量的国有资产一剥了之，除了国家，无人为此负责，总令人心里不是滋味。
银行帐面是漂亮了，资本充足率提高了，不良资产比例降低了，可损失的毕竟是国家的钱，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