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宛秋笑道：“我随便说的啦，其实也不一定，有时候革新没革好，弄成半吊子，反让百姓无所适从；或者反反覆覆，新旧党轮流上台，更是大伤元气。因为每一次反覆，都意味着重新洗牌，朝臣洗牌可不是好玩的，那就是血洗。”
赵佑熙很认真地看着她：“我从来不知道，我的妻子是一位这么出色的策论家，你要是把刚刚说的这番话好好润色一下，写成奏章给父皇看，必定能让他警醒，下次推行新政时，会更加小心。”
“父皇已经很小心了，他都是一条一条慢慢来，前面的铺垫做好了，才会继续推行后面的，步步为营，稳打稳扎。你放心，父皇是个治国高手，比历任梁帝都强。”
“父皇要是听到你这么夸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我这不是夸，而是说真话。”
即使不怎么懂政治，俞宛秋也不得不佩服赵延昌，现代人所提倡的“平稳过渡”，“减少震荡”，在他这里表现得特别明显。
说起改革，其实赵国一直都在改革。赵国建国至今，不过两年多的时间，如果有心人一条条比对，就会发现，跟以前做梁国藩镇时比起来，现在的赵国，大到国策，小到赋税中极细的条款，都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
但百姓意识不到，因为都是渐变，一点点地改，这是赵延昌的稳妥处，也是他的狡猾处。人都有思维定性和行动惯性，不容易接受突变，却对“润物细无声”式的渗透没有防备能力。
相较而言，梁瑾瑜就激进得多，到底年轻，为人处世再有城府，年轻人的冲劲和热血总在那里。
大刀阔斧式的改革，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新政效果显著，靖国因此而变得很强大，把其他国家远远甩在后面；还有一种，是失败，朝臣和百姓怨声载道，国家失去向心力，迅速走向衰败。
在数国林立，战争随时可能发生的前提下，赵延昌的做法是比较明智的，梁瑾瑜则有些冒险，甚至有些孤注一掷的味道。
从某种意义上，梁瑾瑜的举动也能理解。靖国无论国土面积、境内出产还是军事势力，总之，综合国力，都不如赵国。赵国更有个梁瑾瑜无法比拟的优势，就是皇帝和太子父子俩分工协作得极好，一个专心治国，一个专心治军，梁瑾瑜则没人分担，两边一肩挑。无论多得力的助手，也只是臣下，不可能像赵延昌父子那样对彼此完全信任。长此下去，赵国国力越强，跟靖国之间的差距越大。
既然靖国无论如何都赶不上赵国，不如放手一搏，也许还能险中求胜。
想到这里，俞宛秋益发不解了：如此重的责任，如此紧张忙碌之下，他是怎么抽出空来写这些东西的？
打死她都不相信真是何绍文写的，而除了梁瑾瑜，再没有别的嫌疑人选。
俞宛秋的疑惑，也是梁瑾瑜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送走手稿的当天晚上，他批完奏折，习惯性地拉开一个抽屉，拉开的那一瞬才醒悟过来，里面的东西已经不在了。
他竟有怅然若失之感。
“皇上，快三更了，您该歇息了。”已升为总管的张顺躬身立在门口提醒。
“朕再坐一会就去睡。”
张顺暗地里叹气，这位爷自从撤军回来，就像不要睡觉一样，每天忙完了公事，还抱着几本书念念写写，涂涂画画，比小学生做功课还用心。
好不容易今天中午把那劳什子交给何大人拿走了，他以为今晚总算可以早些安寝，不想皇上还要“再坐一会”，五更天就要叫起的人，三更天了还空坐什么？
他不敢再催，招来奉茶宫女给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