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怀疑我有点发臭，但是这不要紧。
我并不是在印象派的画馆看见他的。我在蒙马特看见他。
他在蒙马特搭个摊子跟人写生，六十法郎一张速写。
我以为他是日本人。巴黎的日本人很多，学生、游客、生意人，都是日本人。
他也以为我是日本人。
我站在那里看了他的画很久，他没有生意。
蒙马特上圣心堂的那条路，逢我种有阳光的天气，总有上百的小伙子在那边搭摊头写生，看的人多，光顾的人少，实则他们画得不好，所以做不到生意。他的速写还算不错的呢。
我摸摸口袋，我全身只剩一百个法郎，还想捱一个星期，说什么也不能拿出来救济他，况且我是不救济日本人的。
我想走了。
他叫住我：“中国人？”说的可是国语。
我笑了。“是呀。”我在他的小凳子坐了下来，用手擦擦汗。
“要不要速写？”他问。
“没有钱。”我说。
他笑。雪白的牙齿。
“你是巴黎住客？”我问。
“我还是巴黎稣邦大学的大学生呢。”他答。
我笑，“今天放假？”
“今天不上学，凡是天气好，我们不上学，出来寻外快，即使是巴黎，也还得填饱肚子再说。”他的手已在纸上画了起来。
“我是游客。”我说。
“一眼看就知道，傻鸡似的。”他笑说。
我真为之气结。
“你喜欢巴黎？”他问我。
“嗯，我没钱乘车了，只好走上圣心堂去。”我说：“斜坡很吃力。”
“你只一个人？”
“是。”
“哪里来？”
“伦敦。”
“在伦敦念书？”
“是。”我简单的说。
我在伦敦念法律。我念法律是因为虚荣。到底这年头谁都要吃饭，而且要吃得漂漂亮亮。我喜欢画，是，但是画没有标准，画随时可以欣赏，画随手可以作出来。但大律师出庭可不是胡乱使得的。我没有蔑视艺术的意思。可是艺术到底太有标准了，完全是个人的主观。
他是一个美术学生吧，一看就看得出来。
此刻我是羡慕他的。我们在阴暗的书院里啃法律，一个案子又一个案子，天天下雨，树上、石阶，迟早连大衣上都会长出青苔来，在太阳下的蒙马特摆摊子画画，多么逍遥自在，风流快活。
我喜欢画，可是喜欢管喜欢，我还没有意思为艺术牺牲本人的前途，我不能为了快活几年，将来回家孵豆芽，然后埋怨香港是个文化沙漠，不不，我是个庸俗的人，我读我痛恨的法律，年年升级以后，再到巴黎来觅我的理想与清高。
此刻我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法律科学生。我穿烂裤子薄衬衫，破草鞋，身上发着臭，肚子咕咕的叫，饿得要命。
他说：“画好了。”他把图钉取掉，把画交给我看。
我接过了那张速写。很漂亮的一张铅笔画，技巧很好，但没有新意，可是六十个法郎，不能太苛求了，那画中人发呆的样子，跟我是很神似的。
我说：“我没有钱。”
“我知道。”他开始收拾他的摊子。
“你不做生意了？”
“不了。”他说：“今天早上画了两张，赚够了，咱们下山去走走，难得碰上一个会说国语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