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幅真的画。
那是我，一件长袍，站在树下，头顶一道虹，背后一个灰色的占姆士甸，他手中拿着正义女神的天称，我的左手拿着一只蓝汽球，右手做一个ok的姿态，是一幅极好的半超现实画，写尽了我的矛盾。
我把那么大的一张油画按在胸前，热泪滚滚的流下来，这真是一个知己。
看看邮戳的日子，这张画是航空来的，可是因为辗转的关系，经过两个月才到我手里。由此可知他是在我走了以后，马上动手画的。
画上没有签名。
我马上把画挂在那张速写旁边。然后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到苏邦大学去。我没有他的姓名，可是我附着我自己的姓名地址。我到底是念法律的，我不是一个艺术家。我冲出去把那封信寄了。
那幅画得到了同学们的激赏。甚至有美术系的人跑来看。
我的脸被画得很美。
他们都说：“这可不是她？一天到晚嚷法律闷，可是年年考了第一，升了级，年年说念不下去了，眼看就会毕业，整天与教授吵架，可是功课准时交，到了图书馆，专门看画册，好象很反叛的样子，其实最妥协，幻想力又特丰富，情绪不稳定，说老实话，这个人是再了解你没有了，不然怎么在一幅画里全表达了出来？”
我不响。
我在等那封信的回音。
可是一直没有等到，也没有退回，我在信封上注明了姓名地址，但是一直没有被退回，他到底有没有收到信呢？我不知道。
我等了很久，等到我毕业，还是没有收到他的信，我放弃，对于一个艺术家，要求不能太高。我抱着那张画回家，挂在房间里。
有朋友来看见，都说好，他们说：“怎么没有署名？”
有一天，他成了名，我会知道他是谁吧？
有一天，我成了名，他也会知道我是谁吧？
以后我毕业竟没有再去巴黎。巴黎要年纪轻去才好，年纪大了，眼光就不一样了，没意思。象那一年，我才廿一岁，法科三年级学生，穿破裤、破衣服、破鞋，一身臭汗，碰见那样一个人，才有意思。
我也不是国际性的啊，到巴黎，穿破衣服，到香港，穿巴黎时装，谁知道呢？
后来的朋友只是说是一张漂亮的画，可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变了。我想我是变了。
但是我记得巴黎，巴黎对我来说是再熟没有的一个地方，从蒙马特走到圣米雪儿，可以走上三个小时，或是四个小时，走累了，可以随时坐在地下休息。
老实说，换了是今天，我就不玩那种潇洒了，我就会回去找他，真正跟他做一个朋友。可是如果我那么做，就不会有张画了吧？
每每想起这件事，我就微笑。
除了微笑，还能做些什么事？
我没有成名，也没有成为一个大律师，我结婚了。
那张画始终挂在娘家原来的卧房中。
我的一生很平凡，没有波浪的，没有值得回忆的事。只除了这一件。与丈夫去旅行，总是避开了巴黎，反正他也去过，我不想有比较。
我们去瑞士、奥国、美国、巴哈马，很多地方，但没有巴黎。
丈夫跟别人说：“她不喜欢巴黎，我也不喜欢，太繁华了，有种不堪的味道，况且也被去滥了，况且那是个艺术家去的地方，不是吗？我是医生，她是律师，我们不去那地方。”他理由充分。
我不响，有很多事他是不知道的。丈夫的事，妻子知道得越少越好，妻子的事，丈夫也知道得越少越好，千万不要互相了解，了解才糟糕呢。